作为清朝末年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以“尚廉、尚谦、尚劳”为核心的良好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无论修身还是治家，曾都堪称楷模。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事业。他秉持的一些理念，对于今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这个话题，本刊特约记者专题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唐浩明。本期刊发的是唐浩明谈曾国藩的修身部分。
　　
　　记者：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有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浩明：经常有人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是对曾国藩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具体是什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无论做人与做事，还是从政与治家，他都有一套规范。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政是从政的主要内容，廉政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曾经对他四个方面的属下，即州县官员、军队将官、委员、绅士，各自提出过四点要求，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廉洁。可见廉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做什么，你在办公事的时候，一定要廉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你必须要这样，然后你才具备办公事的资格。
　　
　　从曾国藩个人来说，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强烈的廉政意识。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他有一封公开信，表明他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六个字，一是不爱钱，二是不怕死，这也是后来湘军的立足之本。他昭告天下：所有来和我一起办湘军的人，都要不爱钱不怕死，随时准备献身。他有个很有名的八本堂，给家族立了八个方面的规矩，“读古书以训古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做官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钱。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廉洁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曾国藩的廉洁内容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唐浩明：曾国藩的廉洁，简单地说，体现在：不贪，不贿，不私。
　　
　　首先是不贪污。当年从曾国藩手里经过的银子千千万，而且绝大部分的银子都是自筹来的，不是国家的公款。一些带兵的将领曾经借这个机会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湘军当时也有许多个山头，可以自己征粮征饷，不是国家财政资金，一些人就借这个机会发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带兵的贪污军饷，这是乱世的常态。但曾国藩临死前留下的财产不足两万两银子，这仅仅只相当于他这一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年终奖。这是相当清廉的，而同时代的李鸿章则富甲天下。
　　
　　其次是不贿。有些官员不一定贪，但做到不受贿很难。贿赂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形式而存在，可以用各种巧妙的方式甚至不留痕迹。曾国藩权力很大，不像一般的巡抚总督，何况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作为这样一级的官员，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向他行贿。就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久，有一个县令来晋见，给他带来了一件看似平常实则异常珍贵的见面礼——王羲之书法的唐代摹刻帖。它是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价值连城。这个县令把它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个书法大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字，这个县令很巧妙，拿这个东西来贿赂曾国藩。曾国藩爱不释手，他在日记中说，“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了。”这是雅贿，不露痕迹，可以说是文人之间的交往。但曾国藩审玩片刻，然后把字帖原封不动退还给县令，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这个“敢”字，说明他不是不想，而是对规则的敬畏。自己身为两江总督，掌管东南半壁江山，即使是最好的东西我也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妄”字，体现了他尊重道义、遵守规则。
　　
　　第三就是不假公济私。当年曾国藩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掌握着很多的公共资源，假公济私有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他没有。家乡乡亲多次找到他，要他为家乡办点事情，比如架桥修路。这并不需要他私人掏腰包，军费里面拨个几十万两银子即可。说起来还是造福一方，做的也是“公益事业”。但他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做，这也是借助自己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源谋取某个小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假公济私的行为。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官员，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他能够抵抗各种诱惑，做到独善其身的？他是如何做好自我修炼、抓好自我监督的？
　　
　　唐浩明：他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能够把住各个关口，靠什么？就是靠自律。
　　
　　他处在这样的高位，很少有人能够管他，但他自己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中国儒家学说中提倡“君子要慎独”。什么是君子？就是在社会中拥有权力拥有地位，在社会上能够起表率作用的社会精英。慎独就是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乱来。最高的慎独就是脑子里根本不存在不好的想法，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时候也要很谨慎自己的言行。
　　
　　对一个从政的人来说，怎么才能保证廉洁，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索，也是他一辈子自己践行的准则。这就是简朴。廉洁靠什么来支撑，首先就是简朴。你不去追求那种奢华的生活，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欲望，很简朴地过日子，就不需要贪污受贿。曾国藩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辈子保守简朴的本色。
　　
　　当时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清寒的书生，穷书生。曾国藩身边有个贴身的私人秘书，叫赵烈文，他留下一部日记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日记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记载有他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涉及曾国藩私人生活的记载。尤其记载了他生活上过人的简朴。有篇日记里记载，曾国藩的卧室里很简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子，都是白木的，装衣服、装书籍的就是几个篾箱子，都是从湖南乡下带过去的，床上蚊帐发黄发黑，被子就是农家的白底蓝花土布印花被，床上放的一件背心又小又旧，上面打了七八个补丁。赵感叹，这般行头，一般的读书人都不用了，他居然比普通读书人都显得清寒。他吃饭一荤两素一汤，没有酒，来了客人，酒也要上街零沽。曾说，并不是没有人来送过，有官员和老板都来送过，但他一概拒绝了。赵感叹，大清两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赵的意思是：大清两百年，唯有如此一个简朴的总督。要知道，曾国藩当时几乎管着半个中国。
　　
　　他当时对官绅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廉洁。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如果追求奢华，追求过分的享受，比如现在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十有九个在养情人、包二奶。追求奢华，你就必然腐化。
　　
　　记者：曾国藩的自我约束，经历了波折没有？他是怎样达到这种崇高境界的？
　　
　　唐浩明：曾国藩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修炼过程。
　　
　　从他进入北京的第二年开始，到他走马上任礼部右侍郎，前后大概八九年时间，主要在翰林院，其间没有很繁重的政务，他就努力读书做学问，探讨宇宙人生。他琢磨人世间的事务，琢磨得很通透。他一心向圣贤学习，以圣贤作为榜样，他曾经写下一副对联，“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善恶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这是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也是很苛刻的要求。为什么这样？他就是希望取法上上，一辈子以圣贤为榜样。他在30多岁就把自己排在这个位置，而且后来随着地位的提高，更让他立志要做天下人的榜样，也就是做今天的圣贤。
　　
　　他曾经在很多篇文章以及平时与人的书信中说过，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通过身边的人再去教育更多的人。他曾经说过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他后来做了湘军统帅，他把自己归类于这“一二人”中。所以他能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即使所有的官员都贪污受贿我也绝不这样，把自己置于没有选择的余地，把自己的一举一动看作关乎天下的大事，有敢于向天下人展示自我的勇气，这很不容易。
　　
　　记者：曾国藩的这种强烈的廉洁自律意识，能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唐浩明：官员要廉洁，这是中国主流的文化意识。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不为家庭、不为自身谋利益，廉洁地为国家为公众办事，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你如果掌握了公共权力，却为自己办事，国家怎么放心把权力交给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家天下”，君和国是一体的，即使如此，廉洁也是评价官员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君王对臣子的必然要求。
　　
　　记者：但是中国古代真正能够做到廉洁的官员不多，留下来的清官形象也就是像包公、海瑞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您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儿？
　　
　　唐浩明：核心的问题，一是首先没有立志做圣贤的目标，二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三是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没有远大的目标，即使有近期的目标也会受到干扰，真正能够做到慎独的人很少，要靠外界的监督来约束，使得他不敢。自律的结果就是行为上的自觉。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修身齐家的典范人物，他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唐浩明：这一百多年来曾国藩真正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的进程。他最大的意义就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样，这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优秀的文化，落脚点就是人的文化，就是崇高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对中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可以从几个重要人物身上来看。
　　
　　一是毛泽东。他说，改变中国，不只是要改变有形的东西，重要的是改变无形的东西，社会的风气，人的道德良心。靠什么，就靠大本大源的学问。大本大源是什么，是宇宙的起源，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的本源。“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是有大本大源学问的，他在立人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再如蒋介石。蒋介石他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曾国藩全集。他不但自己随时批阅，而且要求他儿子也像他一样读曾国藩。蒋经国从苏联回来，蒋介石给他开了个书单，要他好好读中国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国藩的书。蒋介石有几次给蒋经国写信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给你写信，《曾文正公家书》第几封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就去读这封信好了。他完全用曾国藩教子的内容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在这方面说得更通透的是梁启超。梁启超编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前言里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为什么他能达到这个地步？他认为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自拔于流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于普通人之上，这就是他的修身之本。通过修身，通过自律，通过与圣贤神交，管住自己，把自己从流俗中超拔出来。所以梁启超以曾国藩为师，包括每天记日记，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然后以“移风易俗天下一二人”的身份，主动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56岁的生命竟然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文章，平均每天写了2000字。
　　
　　对社会的担当，并不是谁要你这样做，是自己给自己加上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百多年来，不管是底层的贫民还是高层的精英，曾国藩都是一个人格上的楷模。
　　
　　（《新湘评论》2016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