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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谈曾国藩的修身

2016-02-18 11:29:17 来源:红网 作者:亚邦 编辑:程赛

  作为清朝末年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大清的一根柱石。他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以“尚廉、尚谦、尚劳”为核心的良好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无论修身还是治家,曾都堪称楷模。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事业。他秉持的一些理念,对于今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这个话题,本刊特约记者专题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唐浩明。本期刊发的是唐浩明谈曾国藩的修身部分。
  
  记者: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有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浩明:经常有人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是对曾国藩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具体是什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无论做人与做事,还是从政与治家,他都有一套规范。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政是从政的主要内容,廉政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曾经对他四个方面的属下,即州县官员、军队将官、委员、绅士,各自提出过四点要求,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廉洁。可见廉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做什么,你在办公事的时候,一定要廉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你必须要这样,然后你才具备办公事的资格。
  
  从曾国藩个人来说,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强烈的廉政意识。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他有一封公开信,表明他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六个字,一是不爱钱,二是不怕死,这也是后来湘军的立足之本。他昭告天下:所有来和我一起办湘军的人,都要不爱钱不怕死,随时准备献身。他有个很有名的八本堂,给家族立了八个方面的规矩,“读古书以训古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做官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钱。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廉洁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曾国藩的廉洁内容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唐浩明:曾国藩的廉洁,简单地说,体现在:不贪,不贿,不私。
  
  首先是不贪污。当年从曾国藩手里经过的银子千千万,而且绝大部分的银子都是自筹来的,不是国家的公款。一些带兵的将领曾经借这个机会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湘军当时也有许多个山头,可以自己征粮征饷,不是国家财政资金,一些人就借这个机会发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带兵的贪污军饷,这是乱世的常态。但曾国藩临死前留下的财产不足两万两银子,这仅仅只相当于他这一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年终奖。这是相当清廉的,而同时代的李鸿章则富甲天下。
  
  其次是不贿。有些官员不一定贪,但做到不受贿很难。贿赂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形式而存在,可以用各种巧妙的方式甚至不留痕迹。曾国藩权力很大,不像一般的巡抚总督,何况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作为这样一级的官员,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向他行贿。就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久,有一个县令来晋见,给他带来了一件看似平常实则异常珍贵的见面礼——王羲之书法的唐代摹刻帖。它是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价值连城。这个县令把它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个书法大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字,这个县令很巧妙,拿这个东西来贿赂曾国藩。曾国藩爱不释手,他在日记中说,“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了。”这是雅贿,不露痕迹,可以说是文人之间的交往。但曾国藩审玩片刻,然后把字帖原封不动退还给县令,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这个“敢”字,说明他不是不想,而是对规则的敬畏。自己身为两江总督,掌管东南半壁江山,即使是最好的东西我也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妄”字,体现了他尊重道义、遵守规则。
  
  第三就是不假公济私。当年曾国藩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掌握着很多的公共资源,假公济私有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他没有。家乡乡亲多次找到他,要他为家乡办点事情,比如架桥修路。这并不需要他私人掏腰包,军费里面拨个几十万两银子即可。说起来还是造福一方,做的也是“公益事业”。但他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做,这也是借助自己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源谋取某个小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假公济私的行为。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官员,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他能够抵抗各种诱惑,做到独善其身的?他是如何做好自我修炼、抓好自我监督的?
  
  唐浩明:他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能够把住各个关口,靠什么?就是靠自律。
  
  他处在这样的高位,很少有人能够管他,但他自己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中国儒家学说中提倡“君子要慎独”。什么是君子?就是在社会中拥有权力拥有地位,在社会上能够起表率作用的社会精英。慎独就是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乱来。最高的慎独就是脑子里根本不存在不好的想法,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时候也要很谨慎自己的言行。
  
  对一个从政的人来说,怎么才能保证廉洁,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索,也是他一辈子自己践行的准则。这就是简朴。廉洁靠什么来支撑,首先就是简朴。你不去追求那种奢华的生活,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欲望,很简朴地过日子,就不需要贪污受贿。曾国藩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辈子保守简朴的本色。
  
  当时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清寒的书生,穷书生。曾国藩身边有个贴身的私人秘书,叫赵烈文,他留下一部日记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日记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记载有他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涉及曾国藩私人生活的记载。尤其记载了他生活上过人的简朴。有篇日记里记载,曾国藩的卧室里很简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子,都是白木的,装衣服、装书籍的就是几个篾箱子,都是从湖南乡下带过去的,床上蚊帐发黄发黑,被子就是农家的白底蓝花土布印花被,床上放的一件背心又小又旧,上面打了七八个补丁。赵感叹,这般行头,一般的读书人都不用了,他居然比普通读书人都显得清寒。他吃饭一荤两素一汤,没有酒,来了客人,酒也要上街零沽。曾说,并不是没有人来送过,有官员和老板都来送过,但他一概拒绝了。赵感叹,大清两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赵的意思是:大清两百年,唯有如此一个简朴的总督。要知道,曾国藩当时几乎管着半个中国。
  
  他当时对官绅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廉洁。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如果追求奢华,追求过分的享受,比如现在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十有九个在养情人、包二奶。追求奢华,你就必然腐化。
  
  记者:曾国藩的自我约束,经历了波折没有?他是怎样达到这种崇高境界的?
  
  唐浩明:曾国藩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修炼过程。
  
  从他进入北京的第二年开始,到他走马上任礼部右侍郎,前后大概八九年时间,主要在翰林院,其间没有很繁重的政务,他就努力读书做学问,探讨宇宙人生。他琢磨人世间的事务,琢磨得很通透。他一心向圣贤学习,以圣贤作为榜样,他曾经写下一副对联,“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善恶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这是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也是很苛刻的要求。为什么这样?他就是希望取法上上,一辈子以圣贤为榜样。他在30多岁就把自己排在这个位置,而且后来随着地位的提高,更让他立志要做天下人的榜样,也就是做今天的圣贤。
  
  他曾经在很多篇文章以及平时与人的书信中说过,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通过身边的人再去教育更多的人。他曾经说过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他后来做了湘军统帅,他把自己归类于这“一二人”中。所以他能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即使所有的官员都贪污受贿我也绝不这样,把自己置于没有选择的余地,把自己的一举一动看作关乎天下的大事,有敢于向天下人展示自我的勇气,这很不容易。
  
  记者:曾国藩的这种强烈的廉洁自律意识,能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唐浩明:官员要廉洁,这是中国主流的文化意识。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不为家庭、不为自身谋利益,廉洁地为国家为公众办事,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你如果掌握了公共权力,却为自己办事,国家怎么放心把权力交给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家天下”,君和国是一体的,即使如此,廉洁也是评价官员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君王对臣子的必然要求。
  
  记者:但是中国古代真正能够做到廉洁的官员不多,留下来的清官形象也就是像包公、海瑞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您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儿?
  
  唐浩明:核心的问题,一是首先没有立志做圣贤的目标,二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三是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没有远大的目标,即使有近期的目标也会受到干扰,真正能够做到慎独的人很少,要靠外界的监督来约束,使得他不敢。自律的结果就是行为上的自觉。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修身齐家的典范人物,他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唐浩明:这一百多年来曾国藩真正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的进程。他最大的意义就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样,这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中国优秀的文化,落脚点就是人的文化,就是崇高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对中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可以从几个重要人物身上来看。
  
  一是毛泽东。他说,改变中国,不只是要改变有形的东西,重要的是改变无形的东西,社会的风气,人的道德良心。靠什么,就靠大本大源的学问。大本大源是什么,是宇宙的起源,人类社会的起源,人的本源。“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是有大本大源学问的,他在立人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再如蒋介石。蒋介石他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曾国藩全集。他不但自己随时批阅,而且要求他儿子也像他一样读曾国藩。蒋经国从苏联回来,蒋介石给他开了个书单,要他好好读中国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国藩的书。蒋介石有几次给蒋经国写信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给你写信,《曾文正公家书》第几封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就去读这封信好了。他完全用曾国藩教子的内容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在这方面说得更通透的是梁启超。梁启超编撰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前言里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为什么他能达到这个地步?他认为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自拔于流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于普通人之上,这就是他的修身之本。通过修身,通过自律,通过与圣贤神交,管住自己,把自己从流俗中超拔出来。所以梁启超以曾国藩为师,包括每天记日记,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然后以“移风易俗天下一二人”的身份,主动担当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他56岁的生命竟然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文章,平均每天写了2000字。
  
  对社会的担当,并不是谁要你这样做,是自己给自己加上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百多年来,不管是底层的贫民还是高层的精英,曾国藩都是一个人格上的楷模。
  
  (《新湘评论》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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