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湖湘之地，历史悠久。由于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资源丰富，湖南的古代经济发展良好，与外省相比既有共性，又具特色。本文以历史时间为线索，为您慢慢展开湖南古代经济发展的画卷。
　　
　　[正文]
　　
　　湖南历史悠久，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原始农业方面有几项成就名冠中华乃至世界第一。如道县玉蟾岩出土的距今约一万年的稻谷标本，属于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可视为中国南方稻作农业的最初发端。在澧县城头山，发现距今约六千年的古城址和稻田。如果再结合传说中的神农氏“尝百草”“制耒”等来推测，湖南在原始农业中的突出特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整体上讲，湖南地区开发较晚，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而被称为“蛮荒之地”。直到春秋时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通过驻军筑城、迁移人口、设置郡县、建立封君等一糸列政策措施确立在湖南的统治，传播和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湖南开始变成楚国的“江南”、重要的粮仓和物资供应地。这一时期的湖南，冶炼技术已十分突出，出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铁器数量之多全国少有，最早的铁凹口锄、最早的铸铁件和第一把钢剑均出土在长沙。这表明楚国时期湖南的冶炼和铁器制造业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手工制品方面有铜镜、漆器、丝织品和琉璃器等，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蚁鼻钱，还有黄金币，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楚国对湖南地区的开拓和经营，使湖南经济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成为湖南古代经济的显著特色和亮点。
　　
　　秦汉时期  “长沙好米”闻名北方和中原地区
　　
　　秦灭六国实行统一，湖南迅速成为中央政府经略南越的基地，移民人口大增。至两汉400多年，湖南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与周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一方面，由于铁制工具和牛耕等生产技术的传播推广，土地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的土地私有制发展和土地兼并加剧，大土地所有制和世族豪强地主逐步形成，地主庄园经济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湘江流域主要是中下游地区拓展加速，开始成为湖南的经济文化发展先进地区。特别是随着吴姓和刘姓长沙国的设立，长沙开始成为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由于湖南所处的区位所致，其勾通南北和连接东西的过渡作用也开始突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统一局面不再，出现了近400年的战乱和分裂。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湖南地处江南，相对北方而言受战火兵燹较小，社会相对安定，因此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北方饱受战乱饥荒之苦的中原百姓，源源不断地涌向江南，并向一些原来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扩散，湖南地区的劳动力得到补充，而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火耕水耨、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开始向精耕农业转变。人心思安，而偏安的六朝政权往往大都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民生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够较快的恢复，并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一是耕地的开垦和灌溉面积的扩大，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澧阳平原的“遏涔水”、溉田万顷的长沙“龟塘”等都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牛耕进一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在改进提高。湖南开始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三国时“长沙好米”之名已流传于北方和中原地区。西晋时杜预开凿的“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晋书杜预传》）的运河，就是调运湖南粮食的水路运输线。“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由此可见当时湖南粮米调运的数额之多。由于农业的发展，刺激和促进农副产品加工、陶瓷、纺织、金属冶炼以及金银器、玉器制作等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业在湖南特别繁盛，独具特色的青瓷制造、造纸业、纺织业、造船业以及冶炼加工等都有长进，商品流通领域也比较繁荣。
　　
　　隋唐时期  大部分地区实行一年二熟制
　　
　　隋唐时期中国由长期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唐代宗广德二年中央政府在衡州设立湖南观察使，“湖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由此始。这一时期湖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徙，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总量持续增加。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一年二熟制，粮食产量进一步扩大，“潭、衡、桂阳必多积谷”，“三秦之人待此而饱”。（《旧唐书刘晏传》）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凋敝，粮食供用矛盾突出，湖南和江南其他地区的粮食北运规模更大，对全国经济和政治形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经济作物种植，茶叶在五代马殷时期发展强劲，并且在楚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棉花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一时期由两广传入湖南。湖南种植农业历史中的三大品种稻、棉、茶格局由此形成。手工业也在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其中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器代表湖南乃至全国瓷器生产最高水平。
　　
　　宋元时期  农业印刷业制瓷业等均有发展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朝代，尤其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这一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已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湖南嬴得了历史机遇。因为宋朝疆域日狭和南宋政权偏安江南后湖南地位更加突显，中央政府在经营和开发江南的政策措施不断发力，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利好叠加，为湖南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农业的扩大生产和推进方面，一是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湖南在洞庭湖开发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上着力，成功探索出了一套湖区垸田开发新模式；二是对丘陵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拓边政策，以北宋时期章惇开梅山最为著名，在推进对梅山地区的直接纳入中央王朝治理统辖的同时，对丘陵山岗进行梯田开发。依据《文献通考》对熙宁时期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的户口和田亩数据统计，其户口数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六，而田亩数却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一以上。到北宋末，已是“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进步还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推进，牛耕不仅在江湖平原区很普遍，而且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生产工具也不断创新，适用稻田深耕的曲猿犁、灌溉用的龙骨水车等在湖湘地区普遍运用。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也引入湖南，在不断改良过程中又培育出“象牙占”、“蓝田占”、“百日占”等新品种，并有早熟品种和别种，即现今称之为粘稻、粳稻。这些稻作新品种与大小二麦连种，既解决了水旱欠收的问题，又促进了稻麦两熟制和套种，使湖南的粮食生产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湖南也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这一时期湖南的手工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达到苏浙那样的发达程度，但矿冶业、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湖南的矿冶业在全国均趋于衰落的背景下反而增长迅速，冶铜冶铁技术有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形成潭州、永兴等地金属手工制造业的传统中心。湖南的造船业发展更为明显，潭州、鼎州成为当时内河船舶的两个制造中心，湖南的漕船以“巨舰漕米、一船万石”而被称之为一绝，为“天下不可及之物”。在宋元之际商品经济繁盛的大前提下，湖南地区的商业与城镇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业税收增加十分明显，在全国居于前列，这是湖南早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十分独特现象，在湖南经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乱，造成了湖南人口的大变化，原居民流散，江右地区百姓大量迁入，史称“江西填湖广”。由于明朝政府积极招徕流亡，奖励垦荒和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生产技术改进，尤其是区田法推行，农业获得较快恢复和发展。宋人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即当时长江三角洲苏州、湖州一带粮食生产发达自给有余之后还能供应全国其他地区。
　　
　　明朝时期  桑、麻、棉、茶叶发展突出
　　
　　但到了明中后期，由于苏湖地区手工业的发达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生产出现萎缩，全国的粮食调剂任务逐渐转移至两湖地区，以至明后期民谚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有明一代，湖南粮食的外调数量一直很大。如宣德四年，“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明史食货志三》）有湖南粮食。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食共400万石，“南粮”占324万多石（《明史食货志三》），也有湖南粮食。新安江的徽州地区因为发展纸业和茶叶生产，其粮食供给“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平物价议》）。由此可见，明代湖南已成为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基地。明代湖南粮食产量的大规模增加，主要得益于洞庭湖区域的开发。尤其是外来移民进入湖区后，兴修堤垸，围湖垦殖。仅华容县，明初和正统年间两份统计资料就有新修垸子近90个、堤120支。社会投入湖区的生产要素叠加，促进粮食生产的空前繁荣。明代的湖南除粮食生产发达之外，各类经济作物如桑、麻、棉等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又以茶叶生产成绩最为突出。明代与西北游牧民族仍保持以茶易马的传统，而茶叶历来出汉川一带。由于湖南茶叶的发展，这种茶马交易受到冲击。汉川茶少而价高，湖南茶多而价低，不少茶商开始从事私贩湘茶。市场一度十分混乱，至万历年间朝廷遂有禁湖茶之议。但最后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规定边贸以汉茶为主，而佐以湖茶，湖南茶叶合法进入茶马交易市场。这是在自然经济发展历史中湖南产品依靠市场法则取胜的一段佳话，也说明了湖南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茶叶产区。湖南在取得种植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较大发展。明中晚期在长江下游和苏杭一带手工业部门中已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湖南与这些地区相比相对落后，还谈不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元素，但这一时期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大大超过前朝。例如纺织印染业，湖南各州县均出产绫、绢、丝和棉布，其中棉布尤其多而且普遍。长沙府自景泰七年开始每年以20万石粮食折征2万匹棉布，一半解京一半留府备用。制瓷业已由岳阳、长沙、衡阳等传统发达地区向边远地带扩展，如在怀化考古发掘的龙井窑，其青花瓷烧制工艺较宋元时代均有新的改进。造纸业也出现了如浏阳纸、耒阳纸等名优产品。商业流通方面，湖南已出现一些商业重镇和贸易中心。岳州府的巴陵县因濒临洞庭湖滨而成为湘北重要门户和沟通巴蜀、宁苏杭一带的枢纽。地处沅水下游和洞庭湖畔的常德府武陵县，已成为湘西的门户和联通黔滇的咽喉，也是整个沅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位于湘水之滨的长沙府城，明王朝一直定其为藩王分封之地，城市建设上规格提高。发展到明中期人口已达42万，是湖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在交通上，明代由于开通滇黔，使得湖南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比过去大大提高。因为南北商贾入滇黔必须取道湘西，“就湘沅舟运以往”，这样一来湖南作为中转和过渡带的地位就愈发重要起来，也形成了湖南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显著特色。
　　
　　清朝时期  出现民谚“湖南熟天下足”
　　
　　清代湖南经济史因全国大局变革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前的清初到中叶，和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中晚期。前者是湖南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古代经济史的最后一个阶段，结束几千年古代经济的旧格局。在这一时期，湖南在康熙三年与湖北省分治，独立建省，实现了湖南作为省一级行政建置的最后定型。湖南社会的人口也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乾隆十一年剧增至1354万人，道光年更增长为1989万人，与明代湖南人口对比，在三个世纪内增长了10倍（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湖南作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地位由此奠定，其经济总量也相继迈入大省行列。其中居首位的原因是明末清初以及三藩之乱对湖南地区的影响，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为移民进入和战后恢复提供了空间和条件。清代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上面。清初政府十分注重兴修水利和奖励垦荒，在洞庭湖区大量兴修堤垸，围垦湖田。从湖区县份的府县志和谱谍里有大量湖区早期围垦的记载，康熙雍正年间政府鼓励民众围湖垦殖，并屡拨专项帑银以助湖区兴修堤垸。到乾隆时期湖区几乎发展到了“无土不辟”的程度，兴起了清代的第一次围垸高潮。农业生产要素如此集聚投入湖区开发在过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湖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政府鼓励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也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湖南的粮食产量节节升高，逐渐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民谚“湖南熟天下足”代替了过去的“湖广熟天下足”，并且传到了乾隆皇帝那里。从粮食政治的角度看，在古代经济结构中还找不到一件比粮食还重要的物资，粮食产量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粮食决定承载的人口，也是衡量古代经济发展的指标。湖南在历史上多次成为移民的输入目的地也与它的粮食生产潜力有关。正因为清代前中期湖南粮食生产的空前繁荣，稻米的商品率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五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粮食生产基地。这一时期湖南除主产稻米外，一些新的农作物也在传入，如番薯、花生，丰富了主食品种，尤其是番薯适应性广产量亦高，成为南方稻米的替代品。经济作物如茶叶、茶油、桐油、棉花和烟叶等，不但种植面积在扩大，产量也在增加，已经成为农业经济结构中一道亮丽风景。清代还松弛了明朝的矿禁政策，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和传统冶炼基地，矿冶业获得发展，充分享受了政策红利。康熙十九年，“准衡、永等府属产铜、铁、锡、铅处，招民开采输税。”（嘉庆《湖南通志》卷四二《矿厂》）乾隆三年，“郴、桂之地山多田少，力耕不足以养。四境之民咸藉矿厂以资生计，且年来矿亦渐旺，所获铜铅足资鼓铸，裕国养民，不得以言利诎也。”（乾隆《湖南通志》卷四一《矿厂》）乾隆八年还根据黑铅内出银少而免抽银税。桂阳的业主邓希金在雍正年间从事银矿开采，日得千金，积数年后成为巨富。在手工业方面，一些特色产品如刺绣、土布、花炮等相继获得发展，兴起了一些专为江浙客商提供商品加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已出现自由雇佣劳动。日后在全国享有声誉的醴陵瓷器生产也在这一时期滥觞发展起来。
　　
　　结语  与历史的变革趋势密切相关
　　
　　湖南的古代经济发展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与外省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独有的湖南地方特点。湖南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资源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湖南的稻作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稻米也历来是湖南经济生活中的主角，对外贸易的主打产品。这与北方以小麦为主的旱作农业的经济结构显然有所差别。还原湖南古代经济发展史，其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湖南古代经济的总量规模、开发历程和发展速度等等都与湖南的区位与中国历史的变革趋势的良性互动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湖南地区远离中原，与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心区域相隔遥远，所以湖南的开发过程对比中原地区相对较晚，其经济总量偏小，社会开放程度不高。这是湖南古代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从中国的版图看湖南，它又处于中原王朝开发南疆和经营西南的过度带和接合部，具有联系东西、勾通南北的关联作用。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大格局看，中国的政治重心、经济重心一直存在着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大趋势。湖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得益于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机遇和优势，湖南一直扮演北方流民、江右移民迁入目的地角色。劳动力是古代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的增加，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湖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经济的发展。
　　
　　(作者李跃龙系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湖南省文史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