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提拔某官员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其频繁的岗位变动及期间轮番接受学历教育，无一岗位有时间足以显示其工作磨砺和服务能力水平的体现，唯一变化的是职位级别随着学历的不断变化日渐攀升。类似这种在职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或给予某高校经济帮助轻而易举获取学历文凭的大有人在，有的乃至在重要岗位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同时获得“双料博士”学位，其可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当然也有为“装点门面、狐假虎威、刻意标榜、自我炫耀”而为之，透过这些情况，催生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高校成为“文凭批发部”由公用性质的主体，成为千方百计吸纳钱财的机器。
　　
　　诸如此类的现象不仅滋生教育腐败、破坏教育生态也改变了教育性质，偏离教育正确方向，伤害绝大多数国民信心，无意间扼杀新生力量。实际上权贵唾手可得的文凭现象与一般公众花钱去火车站周边买一纸文凭没有本质区别，只是途径不同：一个作假，一个造假。形成的结果也往往是大相径庭，张铁生打零分、交白卷与时下唯“文凭论”二者皆不可取，那么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实现什么？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我们的民族及国家在前行中就会面临很多挫折和走很多弯路。
　　
　　谋职就业“唯文凭论”的错误倾向一定要打破。凡事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理性平和看待一切事物，正确区分是与非，不能因为某种错误的判断无故扼杀中国发展的动力。我们的先人已给予很好的典范：古代王羲之、当代齐白石、启功无一有文凭可言，但他们的书法绘画功底今人却无可能及，特别是齐白石没上过一天学依然成就骄人；人们熟知的文学大家巴金、鲁迅、金克木、沈从文，数学家华罗庚，哲学家梁濑溟、陈寅恪等都不是因为有了文凭而成就后来的事业。众多从战争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身上的灵魂气质和本领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文凭同样可以领导一方带上人民走向富裕之路；万里的安徽农村率先农田包干到户，开中国农村改革先河，似乎与其有无文凭并无关系。
　　　
　　一些所谓的名校常常为争抢优质生源闹出许多笑话，这里的优质生源指的是考试获取高分者，教育的偏执狭隘容易导致社会和学生恐慌焦虑，相互攀比也就乱象繁生，素质教育喊了多年，唯分数论英雄依然走俏流行各大、中、小学校，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师资浪费，众多学生家长花大钱择校也不愿就近入学，助长了所谓名校的嚣张及其分层教育的歪风邪气。
　　
　　尽管教育行政部门通过薄弱教育改革和平衡教育改革的众多政策出台，但措施不利，各地实施的情况不一，使教育朝着贵族化、利益化方向发展，提出的免费制义务教育并未减轻学生家长负担，相反支出成本是原有的成信增长。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已使得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因“利”而生，所谓名校就是把所有考试取得高分者集聚一起强化后再考高分输送高一级学校，而不是把不同的分数汇集后都提升到同一档次，他只是巧取更多教育资源的“幌子”。忽视了高分低能、低分高能的辩证统一，而当考分成为格式化模式后就成为所有学校和家长为子女唯有考试取得高分扬眉吐气的做法成为习惯，教育也就让众多学生及家长背负压力和负担。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自恢复高考以来，曾被青睐的高考文理科状元在后来的事业中，很少有行业领军人物，科学尖端杰出代表、商业巨子，相反那些成绩平平，乃至没上过大学的有一大批成为业界骄子或为世界瞩目的商业巨子。
　　
　　一些地方政府不时出台高新引进海归及其博士、博士后高学历人才，而对自己身边的人才总是看不见，却愿意花高价钱舍近求远，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若一个对地方和企业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脉络认知十分有限的人来主持工作，其结果往往是打一枪换个地方，而对些真正知根知底，能为善用者得不到重用提拔，就难以形成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极易造成地方动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的局面。格力空调董明珠从推销员做到总揽企业全局的董事长，在一个企业做强自己熟知的领域，蓝思科技的周群飞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成为IT上市企业掌门人都是人才导向及其教育方向的很好测证，教育要给予人类什么，给予民族怎样的内涵？都值得我们去重新定位，重新思考，不能单凭依靠行政手段去推动教育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提倡的“唯文凭”论那是要伤害很多人的。
　　
　　面对大批中国人成为洋企业廉价劳力，成千上万的国家精英远渡重洋，一些家庭殷实的子女自小就送往国外，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挤破了头，日夜梦想出国，难道不认为我们教育出问题了吗？既然依宪治国就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人们参与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随意去附加条件加以限制公众的选择，阻止人们的正常向上流动通道，唯有遵循历史推动事物发展的规律，注重个性发展，让教育回归到理性平和各取所需平等受益的正常轨道才是依靠教育提升整个民族素养的切实需要。
　　
　　文/石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