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作家以西方文化话语为准绳，自照洋镜，认为中国文化欠缺忏悔精神。其实并不然，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忏悔精神。中西忏悔之酒瓶相同，而酒不同，也即中西各有其忏悔之法。中国文化讲的悔过自新、忏悔自新，忏是请容忍和宽恕，悔是自告罪过而当下改正，自新是作新民而作大人、圣贤。按照这个解释，西方文化中的忏悔是“有忏无悔”，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持多元价值主张，不必以西方文化为真理，合之则是，不符则非。西方文化只是参考物，不是标准。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有其自身的原则和规则，以此维持秩序，并且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各有其是，各表其美，互不否认，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具有历史有效性，不要以此非彼或以彼非此。
　　
　　相传早期的圣人大禹、商汤均曾作自我忏悔。大禹登位后，有一次见到罪犯从身前而过，伤心痛哭，左右问其故，大禹说：“尧舜之时，百姓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而我为天子，百姓各以其心为心，因此内心伤痛。”尧舜之心，公道正义之所在，是良知之心、天心。也就是说，尧舜之时，百姓有公认的正义价值观，而大禹登位后，百姓各行私心，无有公德，仁义沦丧，因此犯罪的人日渐增多。作为圣人、天子，应当担当使命，明确群己权责，区分私德、公德，建构优良制度和正义价值体系，树立崇高的精神偶像，作为支撑社会的道德柱础和柱梁，以维持公序良俗。这是大禹的忏悔。
　　
　　商汤的忏悔更是体现出一种责任担当精神。他登位后，布告天下，向上帝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过失。他说：“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意思是说，他以“余一人”担当天下的罪过，代人受惩罚。后来，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要用人作为牺牲祈祷上帝以求雨。于是，汤剪发断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因此，百姓大悦，大雨亦至。商汤以身载德，以命载义，以“余一人”担当天下、拯救万民的忏悔，彰显了圣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左传·庄公十一年》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讲述的道理就在此。
　　
　　据文献记载，商王太甲有过错，伊尹流放太甲三年。在这三年里，太甲忏悔自新，获得了天下百姓的宽恕，重登大宝。
　　
　　《诗经》里有许多忏悔的诗歌，《左传》记载有不少的忏悔事例。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祚明德”，“神福仁而祸淫”，“长恶不悛，从自及也”，“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多行不义必自毙”，皆是讲述善恶之因果报应。以因得果，由果生因，因果不止，善恶无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改过种善，不改种恶。有过不改，病郁于心，一错再错，积久自刑；一念忏悔，当下悬解，重新做人，步步光明。因此，“自助者天助之，自弃者天弃之”，“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
　　
　　老子《道德经》里面阐述了圣人、天子的忏悔意识、担当精神。《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是要去作威作福，享受权力和地位的荣耀以及百姓的顶礼膜拜，而是要自我忏悔，改过自新，去担当国家的耻辱、灾难、不幸。
　　
　　在天曰诚，在人曰仁，这是“天”的绝对律令，因此人要以德配天。我认为，诚，是言而成，成而言，“不诚无物”，即通过语言符号来开显一种实在，“诚者自成”，“真实无妄”。这有点像近现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认知。儒学讲的诚，也是一种契约，即与天（上帝）签订的契约，又表现为一种绝对律令，所以“不诚无物”，“诚，信也”，“信，神也”。在天为诚，即“天”内容和形式都是诚。由天而人，以诚而仁，所以在人为仁。“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日新日亲，亲就是仁爱。禹、汤忏悔，在于“亲民”，即爱民，也是承担契约责任。实际上，“不诚无物”，也是“不爱无物”、“不仁无物”、“不亲无物”、“无爱无信”。
　　
　　孔子主张的自省悔过，源自道德的绝对律令，并且理所当然地要向真理、他人忏悔。忏是请忍恕，悔是改罪过，自新是作新民，这是绝对律令，所当然。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预设了真理的存在，符者即是，不合者即过，如“行己有耻”（《论语•子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受诸种遮蔽，少不了犯过错，而求“无大过”（《论语•述而》）、“寡过”（《论语•宪问》），同时必须向真理、他人忏悔，“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迁善自新，但不能重犯旧过。孔子认为，人有过，他人必定能知道，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宪问》）。如“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向巫马期忏悔。而自贡认为，改过迁善，他人也必定知道，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抑之。”（《论语•子张》）人不可重犯过错，因此孔子赞美颜回“不贰过”（《论语•雍也》），鼓励自讼己过，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如“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里仁》）。
　　
　　孔子的弟子曾子主张每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实际上，可视为每日忏悔一次。忏悔在于自我觉醒，忏悔由己。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人人自我忏悔，其力自足，“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孔子主张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因此应当赦免他人“小过”（《论语•子路》）。君子不文过饰非，只有“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多闻阙疑，多见阕殆，可减少怨尤和后悔。《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因此，孔子认为应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赞赏“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论语•述而》）。孔子的弟子子张是驵侩，颜涿聚是江洋大盗，二人都犯过罪，但因忏悔自新，求学于孔子，而不失为贤人。《吕氏春秋•尊师》例举有六位犯过罪的人，都是忏悔自新后成为贤德的。其云：“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孔子忧心于不忏悔自新者，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还曾痛斥倨傲非礼而坐的原壤，以杖叩其胫，并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王阳明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说。心贼一破，当下成圣贤。
　　
　　对于产生过错、罪孽的原因，综合历代儒家的观点，大致认为是人本有明德于心，然受气秉（与佛教的六根相似）之拘，受行习、偏见、名利之蔽，又困于境遇、前人、流俗、情欲之累，则有时而无明，良心聋瞽，气血壅塞，麻木不仁，导致丧心病狂，为贼为奴隶，贼人之物，贼人之心，一动邪念，即生过错、罪孽。《尚书》云：“惟狂克念作圣，惟圣妄念成狂。”一念知耻，心正意诚，良知沛然莫之能御，当下忏悔，由己为仁，自作主宰，反身而诚，则豁然开朗，此心正大光明，体贴出满腔春意、万物一体之仁，乐莫大焉！惟此一念，破心中之贼，反奴为主，仁爱万类，心中光明快乐，则罪灭过消！
　　
　　又有人问我，人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成圣？道理很简单，人来到这个世界前，已与上天签订了契约，曰诚。活着，必须成圣，有罪过必须忏悔。有过错，不忏悔自新，无法自立于世。为什么要成圣？圣人即幸福。儒家讲以德配天，厚德载物，不诚无物，千讲万讲，不忏悔，不成圣，失去人生意义外，并且无财物可以受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忏悔之法也随之注入中国文化之中。在早期的道经《太平经》中有悔过免罪的说法，而五斗米教张鲁以忏悔法行教。佛教、道教的忏悔之法对中国文化大小传统影响深远，如梁武帝、沈约、梁简文帝、庾信、王维、白居易等均创作有忏悔诗文。尤其是元明以来，因中国的商贾极为富有忏悔精神，大批文学家也接受了忏悔观念，如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王世贞、谢榛、吴国伦、袁中道、谭元春、吴伟业等人无不自省悔过，走上了自我救赎之路，创作大量忏悔自新的文学作品，像白朴的《梧桐雨》、袁中道的《心律》、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署名吴承恩的《西游记》、署名曹雪芹的《红楼梦》、洪升的《长生殿》都属于“忏悔录”。相当于大传统而言，民间小传统中的巫医百工也采用忏悔之法教人。
　　
　　钱钟书先生认为，司马相如的《自叙》是世界第一部忏悔录，稍后是司马迁的《自叙》，都远早于西方奥古斯丁《忏悔录》。沈约的《忏悔文》，白居易的《观刈麦》，欧阳修的《食糟民》，都是有名的忏悔诗文。
　　
　　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先生以“悔过自新”标宗，即以“悔过自新”视为宋明理学的要义。而在之前，二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王阳明等人都阐述过忏悔自新的必要性。实际上，王阳明一生处于忏悔自新之中，从“知行合一”到“心即理”，从“破心中贼”到“致良知”，无不因忏悔而来。李二曲的“悔过自新”说承前修而来，后出转精，是复性明体的工夫，因此又提出了“明体适用”说以一体用。
　　
　　先秦时代，后、王、天子、诸侯等发心忏悔自新的，比比皆是。秦汉以来，皇帝自我忏悔而下罪己诏者，代不乏人。汉武帝曾于征和四年(前89)，下《轮台诏》，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不过也有人质疑，认为是宋代以来形成的认知，李后主填词以自我忏悔，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廉颇负荆请罪的公案最为有名，而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也甚有教育意义。廉颇是著名大将，因辱没过蔺相如，后来知耻知过，忏悔自新，肉袒负荆，请罪于蔺相如，可谓表现出了大将的风度，英雄的气概，胸襟的开阔，君子的豪迈，仁者的勇气。
　　
　　近代以来，梁启超著有《说悔》，张文穆著有《行己有耻与悔过自新》，鲁迅著有《狂人日记》，巴金著有《随想录》《生之忏悔》，无不倡扬忏悔之观念。
　　
　　在今天，我们倡导忏悔自新之法，见贤思齐，向圣贤忏悔，主旨在于让人克己复礼归仁，知耻而勇，复兴中国忏悔传统，复兴中国文化，以建设美好人间。
　　
　　忏悔自新，是一种道德绝对律令，凡有过错，应当忏悔。忏悔是一种正气、正能量，作为心灵与真理之间的一种对话，能明净灵魂，升华人格。忏悔是一种担当精神，是圣贤、君子所为，是豪杰、英雄所为。我们直接面对圣贤忏悔，也可面对列祖列宗忏悔，也可面对接受者忏悔，也只对此三者负责。因此，忏悔完了，可以保存乃至发表忏悔文，也可以烧毁忏悔文，因为忏悔文不能成为施加强制力的证据，而应当宽恕忏悔者。这一点，类似于西方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忏悔方法，可以直接向上帝忏悔，不必经过牧师转达。中国文化中的“诚”，就是人直接与上帝（天）签订的契约，没有经过神职人员。如“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者自成”，这都是因与上帝（天）签订了契约，无伪而真，因诚而有物，所以说心诚则灵。
　　
　　西方有团契精神，实际上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与之相似的社契精神。墨子讲的兼爱，惠施讲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杨朱讲的“天下为公”、个人权利，化而为儒家的大同理想、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仁，也就是“泛爱众”，不仅人人相爱，爱一切陌生人，而且是仁爱万类。在一些狭隘的群体中，一个人有过错，群体往往避而远之，隔离此人，甚至将其驱逐去群体。我们要区分群己之权责，公德、私德俱修，仁爱万类，不困人于厄，不遗弃其人，社契于有过错的人，激发其良知，鼓励其忏悔自新，相扶相助，让其早日再次自立于世。
　　
　　我认为，儒学的要义即仁，其在于自觉觉人，自爱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参天地，成万类。天诚人仁，作为道德的绝对律令，它要求人应当忏悔。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古今之圣贤无不以忏悔为正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新民和亲民，教与养兼致，日新日亲。曾国藩中年悟道，立志做圣贤，每日忏悔，自号“涤生”。意思是说，洗涤旧我，浴火重生新我。他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的日记，就是一部忏悔录，也因忏悔之功最后实现三不朽。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六相精进”中有每日自省，实际上是从每日忏悔。人人都可以学习曾国藩的忏悔之法，这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当今的中国，已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处于新旧道德转型之际，公德不张，不信任“陌生人”，恐惧“陌生人”，而“陌生人”也不具有良好的私德和公德，以至于出现道德危机，“恶榜样”屡见不鲜。复兴中国忏悔传统，开显仁爱，是化育公民的优良私德、公德的必经之路，斯文在兹。
　　
　　文/黄守愚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