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智库是以服务公共事务决策、服务社会为宗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是决策体制的外脑和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理论上为我国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制度上、机制上为发挥智库作用提供了保障，是智库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使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新阶段。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独立性与纪律性的关系，彰显智库公信力
　　
　　智库之所以能发挥巨大作用，得到社会认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智库的独立性，它能从超脱的第三方来独立看待问题，不因利益集团的支配而丧失客观与公正，不因眼前的赢利而产生嘴软和手短。独立性是智库公信力的重要保证，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
　　
　　智库独立性要求智库人员具有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和能力。智库人员如果缺失这样的品格和能力，在研究过程中一味揣摩上级和领导的意图，甚至刻意迎合某些领导的心理需求，那么，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就没有丝毫的科学价值。为此，智库人员要勇于并善于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既重大又复杂，既尖锐又艰难，权力部门在决策时往往需要极高的理论水平和极大的政治魄力，这就要求智库人员以建设性的态度来研究问题、提出方案。唯有如此，智库才能真正成为决策方案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但是，智库的独立性仅仅指具体研究上的独立性，而非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是“非政党化”。任何智库都存在于现实时空中，不是存在于虚拟世界，必定带有环境的烙印，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有人提出，智库要“独立”于党的领导，这样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它无助于智库的健康发展。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尽管常常自称其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产品，但是，该学会源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特点从未改变。众所周知，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它的许多重要成员是民主党人，它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政治价值取向。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社会、个人以及智库的多元共治，而不是搞智库与国家、政府、社会的对立，更不是对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智库服务于公共决策，必须有国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政治纪律是智库的生命线。智库人员在面向社会公众时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搞研究。当前民间智库正在兴起，也要保持政治定力，强化社会责任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独立性与纪律性的辩证统一彰显智库公信力。
　　
　　二、处理好前瞻性与操作性的关系，提升智库创造力
　　
　　欧美智库兴起于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国家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些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后的“第五种权力”。中国智库起步较晚，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数量较大，但其研究能力和水平却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政府决策咨询的需求。智库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是其生命所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智库要不仅要作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更要做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未来的“瞭望者”。智库的前瞻性研究，就是以现在为起点追踪到将来的研究方法，它注重对象的牵连性、影响性和可发展性的把握，以及对本质（潜在性）的挖掘。前瞻性研究需要智库人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统筹兼顾基础上超前预见、超前谋划、超前决断。作为智库人员，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在充分了解国情、深知社情、体察民意，摸清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前提下，面向未来、着眼长远，形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格局和发展态势的深邃洞察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成果。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具备可操作性，不能因为前瞻而无法实施，否则就是一堆废纸。前瞻是价值，操作是目的。目前，不少智库人员“躲进小屋成一统”，“自娱自乐”、“各弹各调”，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与决策层和社会的需要脱节。要避免这一问题，需要紧贴中心、深接“地气”、大胆创新。首先，智库要紧贴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其次，智库人员要多接“地气”。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坚持不懈地做艰苦细致的调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找到事物发展的症结和规律，提出正确的政策主张。再次，要结合具体问题大胆创新。把研究世情与研究国情省情市情区情县情结合起来，把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统一起来，系统思考，前瞻谋划，提出的建议要合理、合法、可用、能用，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因此，前瞻性与操作性的辩证统一提升智库创造力。
　　
　　三、处理好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关系，夯实智库竞争力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智库的一体两翼，理论研究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实际应用促进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要义是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而应用对策研究的重点是解决“怎么办”问题，涉及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需要熟悉现代政策机制。基础理论研究将复杂现实简化，抽出关键变量，找出关键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合理阐释；应用对策研究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应用对策研究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基石之上的，没有深厚的学术理论支撑，应用对策研究不可能深入、持续和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础理论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对智库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当前的智库建设热潮中，存在着一种淡化甚至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这个倾向不利于智库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举并重，要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管用的决策建议。
　　
　　处理好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关系，要求我们将政策阐释与理论储备有机结合起来。现代智库要“向理论要钥匙，向实践要智慧”，既要解决实务部门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也要攻坚克难解决一些基础性、瓶颈性的重大问题。理论是智库的基石，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的突破往往带来一场思维的变革，比如计算机的诞生、大数据的应用等。同时，要对国家社会的体制机制和“新常态”的特点规律进行理论研究。战略研究离不开对各类现实问题的理论研判，理论研究有助于提升战略研究的精准性和能量级。因此，智库要彻底改变事事皆由领导“出题”，自己被动“答题”，习惯作“马后炮”、“事后诸葛亮”的消极格局，绝不能将“智库建设”成“纸库建设”，将“智库”变成“废纸生产厂”。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统一夯实智库竞争力。
　　
　　四、处理好务实性与传播性的关系，增强智库影响力
　　
　　智库以其专业、独立、客观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必须具备求真务实的精神，拿出高质量成果。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往往相当活跃，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和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声誉。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和价值所在，决定了一个智库功能与作用的大小。可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三大类，分别对应于政策制定者、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智库通过不同方式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其中，决策影响力是最根本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学术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服务于决策影响力。
　　
　　现代智库要加强传播观念、传播力量、传播机制等建设，实现政策研究力和舆论影响力的“双轮驱动”，这样才能使自身产出的政策方案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从而更充分地转化为决策。因此，现代智库要处理好务实性与传播性的关系，既要会做，也要会说，要通过货真价实的成果努力传播自己的思想，既要走精英路线也要走群众路线，既要提高知名度又要培育美誉度，既要社会广泛关注又不能哗众取宠。提升决策影响力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与决策机构建立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把自己关于政策的分析、观点和主张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专题调研报告、内部研究报告、决策咨询活动等方式使研究方案成为政策现实。二是通过出版专著、论文和举办学术研讨会，联合更多的智库及研究机构一起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策思想，形成学派和学术共同体影响决策层。三是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网络评论和建立私人博客等方式，获得大众的支持，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行为。提升学术影响力主要通过重大课题、重大成果、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大刊物、重大报告等在国内外发出声音，发出信号，发出主张，产生思想的裂变力和冲击力。提升社会影响力必须“走出象牙塔”，充分吸引大众的注意，随时倾听公众意见，持续维护民意认同，不仅追求政策建议本身的科学可行，也要强调咨询报告被公众知晓或认可的程度，致力于在舆论中引起关注、凝聚人气、培养粉丝。务实性与传播性的辩证统一增强智库影响力。
　　
　　文/李厚强（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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