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湘军战功显赫、战绩辉煌。在剿灭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曾国藩之湘军应运而生，随之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湘军都有上佳表现，以至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由于湖南人耕读传家，却因此给人留下了湖南人只会读书、打仗而不会搞经济的印象。实际上，近代以来，最早倡导变法并力推洋务运动的是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人，到今天经济发展大潮中湘商的崛起，“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无不显示着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风采。
　　
　　近代以来湘军之辉煌战绩
　　
　　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之时，清廷之八旗、绿营尽管有数十万之众，然太平军兵锋所向，无不望风披靡。湘军正是在这种危急局势下脱颖而出，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
　　
　　1854年，在罗泽南招募的湘勇基础上，湘军在衡州（今衡阳）编成，全军一万七千人。湘军初建，就在湘潭大败太平军西征军主力，挫其锋锐。此后，湘军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军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曾国藩率湘军在长江沿岸鄂、赣、皖、苏诸省与太平军展开十余年的反复争夺。1861年以后，湘军先后攻克太平军重兵把守的安庆、九江、南昌等重镇，屡败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太平军主要将领。1862年，湘军主力在曾国荃的率领下进逼南京，数度击败太平军解围部队，于1864年攻破南京，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
　　
　　湘军崛起所带来不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造就了大批军政人才，形成了一种扎硬寨和打死战的湘军精神，在其激励和鼓舞之下，湘军才能在近代担负起国家和民族之重任。
　　
　　19世纪70年代，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不断加深。日本试图染指台湾，英、俄等列强在新疆支持阿古柏分裂势力。中国的海疆和“塞疆”同时面临威胁，此时清廷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放弃新疆，但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坚决主张加强其防御，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湘军征战新疆，不仅后勤运输极为艰难，且有水土不服之虞。李鸿章就说：“以南勇出塞，开千古之奇局。”左宗棠却不顾七十高龄毅然抬棺出征，率数万湘军将士采取“先北后南、缓慢速进”的策略，彻底击败了阿古柏分裂势力，并兵分三路逼近伊犁，成为曾纪泽赴俄谈判的坚强后盾，使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染指新疆的野心彻底破灭，保全了中国六分之一的版图。英国人包罗杰在《阿古柏伯克传》中评论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中法战争期间，湘军是对法作战的主力。中法战事爆发后，清廷起用湘军名将彭玉麟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全盘筹划防务，杨载福在湖南募勇十二营，开赴前线。左宗棠负责海防，曾国荃亦派出部将协助。在缺少军舰掩护的情况下，王诗正率五营湘军乘渔船和商船增援台湾。此外，湘军李元度、鲍超等老将均被起用，赴前线帮办军务。镇南关大捷，作战主力即为湘军苏元春部和王德榜部。湘军将领欧阳利见在浙江沿海炮轰法舰，粉碎了法军在浙江登陆之企图，法军司令孤拔在此战中重伤致死。湘军为中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甲午中日战争中，湘军在牛庄的血战尽显其对国家民族之忠诚。甲午战时，由于前线清军节节失利，李鸿章又避战求和，致使大连、旅顺等地先后被日军侵占。清廷被迫紧急起用湘军，以湘军宿将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总督前线战事。湘军将领魏光焘率武威军六营，李光久率老湘军五营赶到关外布防。在牛庄，魏光焘以三千兵力抵抗日军两万精锐之众。此仗之惨烈，在清军战史上极为罕见。湘军将领余福章、陈胜友等人战死，全军伤亡殆尽。魏光焘“以孤军血战，短衣匹马，挺刃向前，督战苦斗，三易坐骑”“裹创蹀血”，连日本人也不得不由衷赞道：“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所罕睹也。”后人评论该战：“湘军虽败，威名不挫。”
　　
　　辛亥革命时期湘军是保卫武昌首义胜利果实的主力。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廷迅速调集北洋军队主力南下镇压，武汉形势岌岌可危。湖南在本省起义成功后，立即向武昌前线派出了自己的精锐新军，不到一个月时间，湖南先后派出4批16个营共8000余人的援鄂部队，成为保卫武汉的主力。湖南人蒋翊武、黄兴、谭人凤等先后负责武昌防务，湘军协统刘玉堂和千余名将士战死汉江两岸，为其他省份宣告独立争取了宝贵时间，为辛亥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勋。
　　
　　抗战期间，湘军再度勇挑挽救国家危亡之重任。淞沪会战，参战的70个师当中湘军15个师几乎消耗殆尽。黄埔1-5期共毕业湘籍学生2000多人，大多成为抗战部队的骨干；国民党五大抗战主力中，新一军、新六军、七十四军和第五军湘籍官兵比重超过半数；滇缅远征军将领约三分之二为湖南籍。抗战八年，约210万湖南人应征入伍投身抗战，总数仅次于四川，平均每15个湖南人中就有1人参军，居全国各省人均参军人数之冠。抗战期间，湘籍将领牺牲最多。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是革命的中流砥柱。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而且从湖南诞生了人民军队的3位元帅、6位大将、19位上将，以及超过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将，在各省开国将帅当中占有的比例无疑最高。全省记录在册的烈士超过20万人。
　　
　　湘人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近代以来，湖南不仅有勇担国家民族责任之湘军，还有为国家富强奋斗不已的湘商。不少湘军领袖就曾大力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1860年，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厂手工仿制开花炮、弹药及轮船，为湘军提供了不少武器装备。厂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集结了一批国内最顶尖的技术人才，如华蘅芳、徐寿、徐建寅、李善兰等。1862年，该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该厂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之发轫。
　　
　　湘军另一重要领袖左宗棠也是近代工业发展的推动者。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筹建船厂。他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左宗棠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6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轮船15艘。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大力引进西方技艺，发展西北工业，成为西北近代工业之鼻祖。
　　
　　湘军宿将刘坤一也积极支持近代工业的发展。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苏沪地区共兴办了14家机器纺织企业，其中有南通大生、无锡业勤、苏州苏纶纱厂等。到20世纪初，苏沪地区的棉纱锭数占了全国的63.3％。刘坤一不仅重视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还大力资助张謇、陆润庠、黄宗宪、杨宗瀚等民族资本家，为上海、江苏近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除了一些湖南军政人物积极兴办和支持近代工业外，还有一些湖南的杰出实业家从商取得了巨大成就。
　　
　　朱昌琳经营的米谷、淮盐、茶叶三大项目成为晚清湖南商业贸易的支柱，他将治国之方用于商业贸易，在安化、汉口、西安、兰州等地设置分支机构，负责收购、转运、加工、销售，生意庞大。
　　
　　廖树蘅是湖南矿业先驱之一，他采用西式采矿技术经营水口山铅锌矿，获利达六百万银元之多。梁焕奎是湖南矿业发展的重要人物。1899年他筹集资金接办益阳板溪锑矿，将其改组为久通公司。1906年，他购买了法国蒸馏炼锑法的专利权，解决了锑矿低品位矿砂的提纯问题。1908年，梁焕奎组建华昌公司，员工数万人。一战期间，该公司业务盛极一时。当时长沙城南一带，“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房屋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对我国锑矿业发展贡献甚大。
　　
　　李国钦则利用湖南纯锑出口的机会，打破了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形成了中国纯锑垄断了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李国钦创建了华昌贸易公司，将中国的钨、锑、锡等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输往美国，同时将美国的机械、化工、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中国。至1937年，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李国钦还聘请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国内建设了44家工矿企业，为中国工业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聂云台在中国近代纺织领域名声卓著。他采取了计时、计件结合的工资制度，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聂云台还废除了“老规”和包工头制度，由厂主直接管理生产，推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1919年6月，聂云台在吴淞筹建大中华纱厂，被称为“模范纱厂”。1921年9月，他在上海建成华丰纺织厂，号称“中国设备最完善之纱厂”。1920年8月，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继而被推举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巨擘。
　　
　　范旭东在中国近代化工领域独占鳌头。范旭东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碱工业，便谈不上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此他创办了永利碱厂。1926年6月，永利碱厂生产出了合格纯碱，成为亚洲第一家碱厂。范旭东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提出：“永利的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面临日本军方的威胁时，他断然回答：“宁举丧，不受奠仪。”酸碱是化学工业的两翼，在制造出合格的碱产品之后，范旭东又投身酸厂的建设。1937年2月5日，永利硫酸铵厂生产出第一批硫酸铵，成为“亚洲第一大硫酸铵厂”，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工商业人士的会上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
　　
　　李烛尘则是范旭东重要合作伙伴和助手，他早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任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技师，负责安装第一部发动机，不久后任该公司厂长。1920年任永利制碱公司副总经理。后与范旭东等创立久（大）永（利）黄（海）化工集团。全面抗战爆发后，“永、久、黄团体”内迁，李烛尘被推为内迁总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千余名员工于1938年3月全部安全撤至重庆，为抗战大后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湘商的崛起
　　
　　建国后一段时间，湘商一度沉寂。改革开放以后，湘商又逐渐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湘商的发展主要展现在工程机械、文化产业两个领域。
　　
　　工程机械湘军是湘商发展的核心领域。2013年，三一重工混凝土机械销售收入超过19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2008年到2012年，中联重科净利润从15.86亿元增长到73.30亿元。2012年中联重科在全球工程机械排名已上升至第六位。2011年，湖南工程机械行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853.56亿元，占全国工程机械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工程机械的繁盛造就了一大批湖南富商。在2011年《胡润百富榜》上，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以93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居首位，三一集团另外三位高管唐修国、毛中吾、向文波也跻身百强之列。
　　
　　文化产业领域，湖南的广电与出版行业发展势头良好。2013年，湖南广播电视台实现创收183.4亿元，其中媒体广告76.5亿元，产业收入106.9亿元。产业收入首度超过广告收入，打破了长期以来电视台依赖电视广告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范式。出版湘军凭借着厚重的湖湘文化底蕴，逆势而上。2013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48.7亿元，再次蝉联全国文化企业30强，其所属的中南传媒更是成为第一家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传媒股。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无疑是评价湘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晴雨表。梁稳根、向文波、何仁春、袁隆平、詹纯新、龚曙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的湖南面孔，凸显了湖南经济的资源秉赋和优势产业的发展脉络，更体现了湖南人的责任与担当。2007年9月26日，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近千名湘商相聚湖南，共同在《湘商宣言》上签名，承诺以“责任、创新、务实、和谐、诚信”的当代湘商文化精神共勉。2009年湘商跻身中国十大商帮行列，排名第九。
　　
　　从湘军到湘商的转型
　　
　　湘军之所以有为世人所景仰的历史功绩，其背后是湘人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是湖南人对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历史任务的主动担当。正是由于湖南人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意识与历史责任感，湘军才能浴血沙场、保家卫国，为中华民族之前途命运，为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抛头颅、洒热血，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成为近代中国的中流砥柱。可以说，湘军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感是其战功显赫、战绩辉煌的精神支柱。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国家独立已然实现，然而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依然有待志士仁人不懈奋斗。当此之时，我们更要唤醒和激发湘人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起实现国家富强的使命。而只有继承了湘军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湘商才能主动将国家富强与自我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胸怀四海、经营天下，铸就明日商界“湘军”之辉煌。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新湘评论》201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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