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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钢建:中国古代治国安民的“良法”值得借鉴

2015-03-11 16:43:34 来源:红网 作者:杜钢建 编辑:程赛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什么体制。他只是想恢复中华的传统法律文化——民主传统、法治文化传统,他要“克己复礼”,恢复周朝的宪法制度。周礼是哪里来的?史书记载周朝的宪法制度是“周承殷制”。那殷商的制度是哪里来的?是“承夏制”。而夏制是哪里来的?是承禹王和舜帝、尧帝一路上去,也就是说从神农炎帝到轩辕皇帝一路下来。几千年来一旦民主传统、法治传统被破坏,大家就要恢复它。
  
  大家看一看,《尧典》的内容是尧帝时期的宪法文献内容,这在《尚书》当中都有,《舜典》和禹王《大禹谟》里也有。要不是秦始皇焚书,我们对上古历史能有更充分的了解。可惜他一焚书把那时候的简书、帛书等烧了很多,特别是把六国文字也灭了。不过我认为最可惜的是把楚国文字灭了,这是记录上古中华文明中心在南方的重要证据。楚国文字灭了以后,一些刻在竹简和石头上的文献就找不到了。
  
  汉代想恢复古代的法律传统,于是在全国找,但只有一个已经90多岁叫伏生的人还能记住古代的宪法内容,他是伏羲后代。汉代大臣陪同他一起生活,天天听他讲述,让他回忆,最后他把尧典、舜典、禹王大禹谟等想起来了,并记录下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但无论是古文《尚书》,还是今文《尚书》,依靠的都只是伏生这一个人物,如果他也记不住了的话,那我们今天估计连这一点信息也没有。看《尚书》内容可以知道,从神农炎帝到轩辕黄帝一直到尧舜禹,这个宪法传统就非常明确。
  
  禹王得到了“宪法”,后来禹王的儿子启接班了。但禹王并不想把政权传给启,于是启就谋杀了伯益。因为伯益是皋陶的儿子,是公认的贤人,他当时在湖南攸县治水很成功。伯益是少昊的后代,少昊的法律文化就是鸟文化。当时长株潭这一块生态环境特好,有上千种鸟,少昊用这些鸟名来命名百官,这是一个鸟文化的法律制度。少昊通鸟语,少昊的后代伯益也通鸟语。伯益跟着禹王走遍天下,他只要一看鸟群就知道这一带的水灾情况。伯益的后代当中,懂鸟语的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伯禽,伯禽以后就没人懂鸟语了,这很可惜,懂鸟语也是世传的绝招。
  
  再来总结一下,夏、商、周都有宪法,夏商两朝的宪法是《洪范》。到了商朝末年,纣王把宪法传统破坏以后,大家都忘了宪法是什么。所以武王打进皇宫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召公到监狱里把箕子找出来,因为他能记住这部宪法的内容。箕子找来以后,他说可以把宪法的内容说出来,但是周朝必须放他离开中国。武王同意后让他离开,于是箕子把在牢里反复背诵记住的内容口头陈述,史官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洪范九畴》的九章内容。后来箕子带领五千中国人,就是商朝的那些贵族离开了中国,最后到达了朝鲜平壤一带,这是第二批大规模移民到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箕子建立的千年朝鲜制度靠什么?也是靠《洪范》,以及后来周公制作的周朝宪法《周官》即《周礼》。《周官》即《周礼》,这是周朝维系800年的宪法。
  
  这样来看,夏、商、周都已经开始“父权子承”了。但是民主传统、法治传统也是主要的历史传统,破坏这个传统是极少数的人,极短的历史时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宪法。管仲为齐国制订的叫《齐国宪法》,那部成文宪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最完备的,所以齐桓公一跃而起成为春秋五霸,而且还是霸主。
  
  这样的话,我们看秦汉以前,以及中国上古、中古的历史到一直到近古,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古代是有民主传统、法治传统的社会。怎么这样说?归结起来有两点:一个是民主决策,一个是科学决策。比如说夏商两朝的宪法《洪范》里第七章规定,君王不能独断专行,他的决策必须有三大民主决策。第一是要他身边的大臣都同意;第二是大臣同意还不够,必须百官同意;第三是百官同意还不够,必须全体国民都赞成。这就是民主决策。然后还有两个科学决策,从伏羲、神农、黄帝一路下来都有规定,法律规定了两个官位,一个叫卜官、一个筮官,分别负责卜占和筮占。卜就是按照八卦六十四相来占卜,筮是湖南上古传统的一种预测方法。卜占和筮占结合在一起,两种科学决策都赞成的话,这个决策就可以做。
  
  三种民主决策加上两种科学决策,一起通过的话就是“大同”。宪法的意义就在这里,“大同”在古代宪法上的解释就是民主加科学。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加在一起就是民主传统、法治传统,这就是“大同”最早的解释。
  
  古代的宪法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其中更重要的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宪法就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治国,一个是安民。宪法的治国传统是什么?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发现了这个传统,黄帝百官中有三公。到夏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个暴君叫夏桀,商汤革命推翻它以后,商汤要建立新的商朝,就一定要恢复原有的良好民主法治传统。但是商汤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三公九卿这一套国家治理体系,于是就问他的宰相,宰相就给他解释了什么叫三公。三公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古代是民主的,你自荐也行,大家推荐你也行,但是你说能做三公,那就把三公的本事拿出来给大家看。三公是懂天文、天时的,能够了解日月星象的变化规律,甚至还能调阴阳、风雨的。如果长期干旱不下雨,请三公来祈祷可能就会有大雨降临。
    
  三公是得道的人,九卿是省部长这一级的干部,九卿不懂天文、天时,但是懂地理、地利。你跟九卿说湖南省图书馆往西三百里以外,那是什么地形、山形,一般人讲不出来,但是九卿能给你讲得一清二白,这样的人就适合做九卿。所以古代的九卿就是做灌溉农田系统、开辟道路、架桥梁这些事,做全国的土地发展规划。开发规划的都是九卿。九卿是获得德的人,道跟德是有区别的。得道的是三公,得德的人是九卿。
  
  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级干部,大夫是通人世的人,他的言论足以做一国的表率,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雷锋一样。所以大夫通人事,也管人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大夫要是死了,举国都要哀悼他。因为大夫的言论和行为足以做一国人的表率,品德高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大夫是获得“仁”的人。
  
  而元士相当于现在处长级的干部,是获得了“义”的人,元士这一级执法如山、信如四时、起草法律。所以道德仁义的体系、理念、理论和原则,就体现在国家的官位设置,特别体现在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这套国家治理体系中。
  
  商王一听,这个法治民主传统原来是由这么一套官位体系来维系的,于是就采纳了这一传统,所以商朝几十代国王绝大多数都在维系良好的民主法治传统。上古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能的,出现破坏传统的只是个别的君主,但是接着很快又会恢复良好的传统,所以我们讲古代是民主社会、法治社会。
  
  古代有良好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有良好的任人唯贤、任人唯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有一系列关于民生的良好法律政策、宪法政策。我们讲宪法,其中第一个功能是治国,第二个功能就是安民。让老百姓能够安宁下来,让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得到扶持,国家的财政就要大量的投入。但是要投入到什么程度?比如箕子朝鲜时期,7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全部扶持。国王甚至要主持三个月的国宴,宴请全部的老人。国家所有的财政主要是解决这些问题。大家说今天中国人好多要办的事情都做不到,我说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决心的问题。所以在安民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有很多良好的法律政策。
  
  (作者简介:杜钢建,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将儒学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法律理论,在会通兼容东西文化的基础上转换成弘扬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精神的学说,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法律改革提供系统明确的指导原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首席教授等。现为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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