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0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7年为“三农”文件，显示出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对农民增收问题的持续关注。新世纪以来，围绕党中央有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策，为破解“三农”难题，促进农民增收，理论界亦展开了大量研究。王乃学(2001)、蒋和平(2005)、于楣(2009)等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高倚云(2005)、黄祖辉(2008)等从加快扭转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粗放经营或弃田抛荒的被动局面及持续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方面探讨了农民增收问题；张英红(2003)、温铁军(2004)等认为农民增收问题的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陈锡文(2001)、吴敬琏(2002)、樊纲(2004)等提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是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中心环节和根本出路；曲天娥(2004)、张成士(2006)等研究了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指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李华(2007)、张文(2008)、李奕(2008)等就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展开了探讨；高觉民(2005)；梁謇(2007)、郭晓东(2008)、陈伯君(2009)等系统分析了农民增收的制度障碍；赵航(2007)、唐代剑(2009)等探讨了乡村旅游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
　　
　　综上发现，现有研究侧重于从发展现代农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及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来探讨农民增收问题，较少涉及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角度，而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实践已表明，正是由于农村商品流通业的整体性不发达，才使得我国农民增收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虽然原梅生(2005)、柳思维(2005)、李琳(2006)、周利国(2008)、纪良纲(2009)等分别从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完善农村商贸市场、加大金融支持、克服传统体制惯性及发挥政府作用等方面就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以农民为中心系统阐述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间互动机理的研究还很少，通过建立数量模型深入分析二者关联度及互动作用的研究更为鲜见。
　　
　　二、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理分析
　　
　　总体来看，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农村商品流通业包含农产品流通、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三大流通子系统，三大子系统概念有别、经营方式各异，但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各具特色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改变过去割裂农村商品流通系统整体的做法，打破对三个子系统单独进行研究的惯例，而将之纳入一个基于农民中心视角的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互动机理系统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农村商品流通与农民增收的互动关系——农民中心视角
　　
　　图1表明，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是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间实现有效互促共进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所涉及的农民素质与能力主要包含农民的信息化意识、受教育水平、组织化程度及品牌化意识四个方面。农民这四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既受到农民自身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有关农村教育和农村信息化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现状、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覆盖面、实力及管理制度现状等)，又与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平密切相联，本文侧重从农民自身收入水平这一内部因素展开分析：一方面，通过分析农民增收对其四方面素质和能力提升的积极作用，发现农民增收对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的促进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探讨农民四方面素质和能力提升对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的积极影响，认识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原理。最终，立足农民中心视角，以农民的信息化意识、受教育水平、组织化程度及品牌化意识为桥梁纽带，我们将理解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理。
　　
　　(一)农民的信息化意识
　　
　　目前而言，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的信息化意识总体不强，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原始且单一，在市场交易行为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极大的束缚了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对与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农产品流通方面，由于对市场供求及消费者偏好等信息的不重视或不了解，农民往往只是根据过去或当前信息对自身所处的较窄区域的农产品供求信息进行预测，导致“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突出，“蛛网困境”频现；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手段，农民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时无法对充斥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有效的辨识，导致自身在生产和生活中产生大量无形或有形损失，最终或直接或间接的降低了自身的实际收入水平。由此可见，农民信息化意识的强弱对于农村商品流通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进而对于直接或间接的增加农民收入至关重要。
　　
　　农民信息化意识的提升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的增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获取市场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日益丰富化，信息化意识日益增强，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而是积极主动的去搜寻、辨别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农产品流通方面，通过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供求信息，极大的降低了农民在农业生产决策方面的盲目性，有效缓解了“蛛网困境”，为农产品的有效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下一轮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及信息化意识的增强，农民不再只是简单的根据商品价格来做出购买决策，而是更多的依据自身对于相关商品的认识、熟悉和了解程度来做出购买决策，从而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减轻了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各种损失。可以说，农民增收在不断觉醒和强化广大农民信息化意识的同时，对于促进农村商品流通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举足轻重。
　　
　　(二)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当前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商品流通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农产品流通方面，由于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缺乏相应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受阻，现代农业科技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巨大潜力难以有效释放。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同时还导致农民缺乏必要的市场经营能力，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利益错位”使得农民增收更是举步维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对于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的影响虽然不像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那么直接和明显，但较低的教育水平往往导致农民在遭受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时缺乏应有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滋生的土壤很难从根本上得以铲除。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是促进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进而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实践已经证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状况密切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不仅收入越高，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断提高。通过不断参与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培训，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开始逐渐掌握和利用现代农业科技来改良农产品品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的市场经营管理能力不断增强，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错位”问题得以有效缓解。此外，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各种教育培训的深入，其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逐步学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为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市场奠定了良好的消费环境基础。总之，农民增收是农民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而农民不断提高的受教育水平又是农村商品流通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整体而言，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这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同时也反映在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领域。农产品流通方面，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往往导致广大农民在农业经营领域各自为战，行为分散，没有规模效益，难以对市场的形势和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判断，无力抵御市场风险，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方面，由于较低的组织化程度，广大农民无论是在农资产品还是农村日用消费品的购买过程中，往往缺乏应有的讨价还价能力，增加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此外，一旦发生假冒伪劣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坑农害农的事件，单个农民的维权成本巨大，维权之路异常艰难，而且很难达到实质性的维权目的，结果是广大农民都不维权或很少维权，假冒伪劣商品日益猖獗，农民增收严重受阻。综上可见，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农村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农民的持续增收离不开其自身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持续引导与扶持，但也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一刀切”似的强制性参与，应重点探索如何将提高组织化程度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自愿行为。农民是否愿意提高组织化程度，根本在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否为其带来经济效益。近年来，那些率先建立或参与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农民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极大的增强了广大农民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意愿，有力的促进了农村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农产品流通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生产的盲目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效的规避了市场风险；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方面，许多地区的农民以组、村或乡镇为单位，在购买农资产品或农村耐用消费品时实行集中采购或招标采购，增加了农民在购买过程中的话语权和选择范围，增强了农民的维权实力，节约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促使农民在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看出，农民增收是其自觉自愿提升组织化程度的关键，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又将促进农村商品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农民的品牌化意识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品牌化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充分认识品牌对收入可能产生的种种影响和效益，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业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增收。从农产品流通领域来看，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由总量矛盾为主转向以结构矛盾为主，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已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发展品牌农业已经成为农民避免价格战、占领市场制高点的必由之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以及本身的素质能力所限，我国农民往往不注重或不能有效运用品牌化战略，普遍存在重生产、轻市场、重商标、轻品牌的问题，农产品商标多而杂，但真正的知名品牌却很少，最终导致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农民增收日益困难；从农资和农村日益消费品流通来看，品牌化意识淡薄体现在广大农民主要是依据价格来做出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的购买决策，而不是根据这些产品有无品牌、是知名品牌还是一般品牌，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劣质产品、“三无”产品充斥农资市场和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干扰了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的正常有序进行，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损失。总之，农民品牌化意识的淡薄不利于农村商品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品牌兴农、品牌富农之路任重道远。
　　
　　农民品牌化意识的增强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宣传和引导，也离不开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对品牌化战略的重视，但更需要农民增收作为前提和基础。农产品流通方面，随着品牌效应的显现，农民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不再只是简单的为农产品注册一个商标了事，而是将所增加收入的相当部分持续的投入到以品牌塑造、品牌传播及品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品牌战略中去，真正实现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以品牌促销售，以品牌促发展，以品牌促增收；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对于农资产品和农村日用消费品质量性能方面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价格因素在购买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逐渐消弱，有无品牌及是否是名优品牌日益成为购买决策的关注焦点，结果是假冒伪劣商品逐步被清除出农村市场，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的正常秩序逐步恢复，广大农民的无形损失不断减少。综上所述，农民增收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品牌化意识，而较强的品牌化意识是创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农村商品流通环境的重要保障。
　　
　　三、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互动作用的数量模型分析
　　
　　(一)指标选取
　　
　　农民增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基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互动机理来建立模型，因此指标的选取以能够反映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现状和农民收入水平现状为标准。农村商品流通方面，分别选取能够较为客观实际的反映农产品流通、农资流通和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各自发展水平的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代表性指标。农民增收方面，则选取能够较好反映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代表性指标。下面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运用2001～2010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并进行论证。

　　表1 2001～2010年湖南湘西自治州指标统计值

　　
　　图2  农民增收代表性指标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代表性指标散点关系图
　　
　　在散点图的基础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农业机械总动力四个指标进行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4个指标间的最小相关系数为0.919(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相关系数)，这进一步证明了农民增收指标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指标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还告诉我们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指标之间也存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
　　
　　表2  农民增收代表性指标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代表性指标Pearson相关系数表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农民人均经 营性收入(元)	农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元)	农业机械总 动力(万千瓦)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Pearson 相关性	1	.987	.996	.919
农民人均经 营性收入(元)	Pearson 相关性	.987	1	.995	.950
农民人均消 费性支出(元)	Pearson 相关性	.996	.995	1	.941
农业机械总 动力(万千瓦)	Pearson 相关性	.919	.950	.941	1

　　
　　2、回归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增收指标与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指标之间具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因此以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解释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见表3。
　　
　　表3  回归系数分析表(强行进入法)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168.045	123.607		-1.360	.223
	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元)	-.445	.699	-.197	-.636	.548	.008	118.314
	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1.788	.384	1.318	4.654	.003	.010	99.387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4.366	2.998	-.135	-1.456	.196	.094	10.590

　　
　　由表3可知，采用强行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无论是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负值、t值与Sig.值，还是VIF指标等，都表明存在严重的复共线性现象，为避免此现象的发生，下面我们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
　　
　　表4  回归系数分析表(逐步回归法)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361.846	78.716		-4.597	.002
	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1.351	.043	.996	31.304	.000	1.000	1.000

　　
　　由表4可知，采用逐步回归法后，只有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这一个变量被选入回归模式中，回归方程式可表示为:Y=1.351X－361.846，其中X表示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Y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因为只有一个变量进入回归模式，其Tolerance与VIF值都为1，复共线性现象消除。
　　
　　3、模型检验
　　
　　由模型拟合优度统计量表(表5)可知，R2改变量=0.992，说明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指标具有典型性，能较好的反映农民实际收入水平，R2=0.992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9.2%可通过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指标来解释。
　　
　　表5  模型拟合优度统计量表
　　

模型	R	R方	调整R方	标准估 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Durbin-Watson
					R方更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96a	.992	.991	64.076	.992	979.912	1	8	.000	1.567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值与回归标准化预测值的散点图(图3)显示，数据点基本散落于同一直线的两侧，这进一步说明模型能较好的体现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与农民增收间的互动影响，模型建立符合客观实际。
　　
　　图3  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与模型预测值关系散点图
　　
　　四、结语
　　
　　本文以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为例，利用2001～2010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对农村商品流通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动机理进行论证。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就湖南湘西自治州而言，在农村商品流通三大子系统中，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最为密切。一方面，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是刺激湘西州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市场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湘西州应想法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进农村消费稳步增长的同时，为湘西州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推动力；另一方面，湘西州农民消费积极性的提高及消费损失的减少，既有赖于一个健康有序的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也离不开广大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为此，湘西州应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监管,严查坑农害农行为，加大农民的教育培训力度，增强农民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从外在环境和内在素质两方面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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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袁明达（作者单位：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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