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一、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卓著历史贡献，并最后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为建设民主宪政流血牺牲。
首先，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者。辛亥革命本来是在严重民族危机形势下爆发的。以孙中山、黄兴为核心，包括宋教仁在内的革命领导人，之所以掀起反清革命，就是因为清政府不仅在外敌入侵下腐败无能，而且已沦为“洋人的朝廷”，即帝国主义的走狗。宋教仁从参加华兴会、投身革命起，就已抱定了“谋自由独立”的宗旨，将爱国与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而后他在所著一系列时评和政论文章中，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和种种手段，以警醒国人。特别是，当他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间岛问题”，谎称中国吉林延边地区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之地均属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妄图侵吞这一大片领土，十分震惊和愤慨。他认为：“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于是立即深入该地进行实地周密调查，搜集日人的伪证，随后又赶回日本，查阅到大量真实的历史、地理资料，并且主要是日本、朝鲜人所著的历史地理和游记资料。在此基础上，他费数月之功，编著了《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地理、政治、法律、学理等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政府即依据此书所提供的种种证据和资料，取得了对日交涉的胜利，保全了这一片国土。
第二，宋教仁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这可以用他革命的光辉一生和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来说明。宋教仁投身革命之时‚尚是一个刚刚20岁岀头的小青年；然而由于才华横溢和超强的活动能力，他迅速在众多革命者中脱颖而出，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物之一。他是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的副会长。他是革命党内第一份打破地域界限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办人；该杂志后改名《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他参加了同盟会筹备和创建的全过程，在筹备期间曾主持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并在成立会上被举为司法部检事长。他曾任同盟会代理庶务，实际主持过同盟会本部工作。他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创建者。他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策划创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成为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促成了革命重心适时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他担任过《民立报》的主笔。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赴武昌，起草了著名的《鄂州约法》。他参与了南京临时政府筹建的全过程，并由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法制院总裁。袁世凯攫取政权后，他大力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并由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积极投入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维护共和民国，忘我奋斗，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第三，宋教仁是杰出的宣传家。这是以他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时间之长、贡献之大和影响之广而言的。自1905年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起，迄1913年流血牺牲止，他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宣传这一主要阵地，其中包括创办和主持报刊，也包括通过演说、谈话、撰文等形式，鼓吹革命、宣传政见。继《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民报》之后，他于1911年初起，又主持《民立报》笔政。这时正值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也是他文字宣传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以饱满的热情，丰厚的学养，敏锐的眼光，犀利的文笔，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时论和其它文章达191篇，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预备立宪骗局，大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民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不再办报了，仍通过演说、谈话、函电、起草文件、发表文章等各种形式，宣传政见，与政敌作斗争。据新编《宋教仁集》，他在民国成立后不足1年3个月的时间内，发表的各类作品，共达99篇之多。特别是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在国会选举期间，周历京、鄂、湘、赣、皖、江、浙、宁、沪等地，所至发表演说、谈话，宣传政见，抨击政敌，放言无忌。以此遭到袁世凯集团的忌恨和仇视，竟至采取卑劣手段将其暗杀。
第四，宋教仁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还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十分注意并顽强致力于政治、法律的系统学习。他先后留学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在校期间，一方面刻苦学习功课，一方面以极大的毅力投入外国政法著作的翻译。据查考和统计，从1906年1月至1907年1月，他辛勤译述不下60万字，其中包括《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概要》、《澳（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澳（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各国警察制度》、《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国际私法讲义》等政法著作11种，从而为他日后绘制中国宪政蓝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在同时期革命党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赴战火纷飞的武昌，开始留意于新政府的建立和完善，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接着又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致力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和组建。民国成立后，他更是以主要精力投入民主宪政活动，施展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推动国会选举运动，先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等文件，又鼓吹由正式国会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并最后成“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
二、宋教仁死后长期遭到贬斥，与他光辉的一生形成强烈反差，历史被完全颠倒
宋教仁是被袁世凯暗杀的，他死后长期受到北洋军阀历届政府的压抑，被打入冷宫，自不必说。最可悲可叹的是，在革命民主派内部，由于队伍分裂和错误总结经验等，致使他受到一些人极不公正的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御用文人更伪造“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党统，恣意排斥贬低黄兴、宋教仁等。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文革”结束，由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滋漫着愈来愈严重的“左”倾错误，不断批资产阶级，批修正主义，批“议会迷”，宋教仁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影响所及，学术界对宋教仁的研究长期比较冷落，评价偏低。这种情况，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有所好转。
综观长期以来政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对宋教仁的贬斥和批评，他们强加给宋教仁的罪名和“帽子”大致有如下一些：
（一）反对和“架空”孙中山。这是从孙、宋关系立论的。论者主要是罗列了宋教仁关于孙中山的若干不满或不一致言论，甚至将宋日记中关于孙、黄国旗样式之争的感言也收集在内；另外则是对是对国民党的评价，认为宋建立国民党非孙本意，孙后来“置身事外”是“被架空”。
（二）“分裂革命队伍”。其依据包括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不满言论，但主要是关于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其活动的评价问题，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分裂行为和宗派主义表现。
（三）“二民主义者”。民国元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在新党纲中未提民生主义。这招致了一部分党人的不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发生分裂的条件下，宋教仁逐渐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如1925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便在演讲中指谪宋教仁说：国民党初建时，“实际上负责党务重责的宋钝初，就是第一个不明白民生主义的人，把先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连名称都从政纲当中剔除了去！”又恶言攻击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期内掌握政权。公开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四）“右派”。此论始作俑者为民国初年先后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的胡汉民，他后来在所写《自传》中写道：“宋不得志于南京政府时代，然已隐为同盟会右派之领袖，以左派常暴烈，为社会所指谪，右派则矫为稳健，以博时誉。”
（五）妥协派和“议会迷”。此说主要出现在“反修”和“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有些论者认为宋教仁在民国初年对袁世凯妥协，放弃或不关注武装斗争，而专注于选举运动，是“患了议会迷的典型病症”。
（六）“倒退”。这主要是评论民国初年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包括他的“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主张、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注重国会选举等，都被认为是从秘密同盟会时代的“倒退”，失去或削弱了革命精神。
概言之，即认为宋教仁“思想上是‘二民主义’，组织上有闹分裂和宗派主义倾向，政治上是妥协派和‘议会迷’”。
一个为救国、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人，一个在辛亥革命史上卓著贡献，并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竟然被戴了如许诬蔑性的“帽子”，遭致如许贬斥，完全颠倒了历史，这不能不令人寒心，感慨系之。
三、应该全面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教仁，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这里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弄清历史事实、分清是非的问题。
首先，评价宋教仁，不仅要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不仅要看他的言论，尤其要看他的行动表现。如前所述，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于国家、于辛亥革命、于开创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立有大功之人。不能仅抓住其在某一时期的一言一行，且又割裂言行，不顾历史实际，予以无限扩大，恣意贬斥。仅抓住宋教仁辛亥革命前的若干言行，或者仅抓住宋教仁在民国初一年多时间里的思想和活动，以偏概全，又脱离历史条件，任意上纲上线，评价宋教仁的一生，显然是不全面的、反历史主义的。
其次，革命党人内部存在某些性格、思想观点、行事风格以至斗争策略分歧是必然的、正常的，应作冷静、客观分析，不可无限夸大。以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关系来说，宋教仁确曾对孙中山有过一些不满言论或政见、策略分歧。但从总体看，民国成立前，宋教仁与孙中山在反清革命的大方向上始终是一致的；即使他提出与孙中山有异的“革命三策”，以及成立引发争议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完全是为着开拓反清斗争的新局面。民国成立后，宋教仁与孙中山在民主宪政思想方面，如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有过争执，但宋教仁很快服从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采纳总统制的决定；而当袁世凯攫取政权后，孙中山在指令制定《临时约法》时，亦转而采纳了宋的内阁制主张。继后，宋教仁在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的过程中，都先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宋之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也是孙所指定的。此时期二人活动的重点尽管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支持的。凡此种种，均谈不上宋教仁反对和“架空”孙中山。尽管孙中山晚年对宋教仁颇有非议，这有“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队伍分裂和错误总结经验等多种历史原因，已有论者指出：“孙中山晚年的的议论代表他晚年的看法，不代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观点。”
第三，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在同盟会东京本部涣散、华南历次起义失败、革命力量损失严重的条件下成立的，是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振兴革命运动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又符合同盟会章程，得到了在国内主持革命的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的首肯和称赞，并在实际上起了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和全国革命高潮的作用，不应指责为分裂行为和宗派主义表现。
第四，民初成立的国民党，是在孙中山、黄兴赞同和支持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改组建立的。它适应了建设民主宪政、巩固共和民国的要求，有着与袁世凯专制独裁作斗争的意义，不是从同盟会“倒退”，而是在新形势下的积极进取，具有进步性。章开沅、林增平二教授主编的大型专著《辛亥革命史》对此作了详明的分析，指出其进步性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二是“主张责任内阁制以分袁世凯的权利”；三是“在组织上暂时团结了一支在不同程度上反袁的政治势力”。并认为：“这种与袁正面抗衡的斗争，比之孙中山所追求的振兴教育、举办实业的‘社会革命’，可以说是‘积极前进’了一步。”
第五，国民党政纲中未提“民生主义”，这是在与统一共和党等联合改组过程中妥协的结果。其时，统一共和党提出了合并三条件：变更同盟会名称；废去民生主义；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孙中山和黄兴，得到了二人的许可。因此，民生主义未列入国民党政纲，并不是宋教仁的一意孤行。而且，政纲中虽未提民生主义，仍列入了“采用民生政策”一条（第四条），二者其实并无多大实质区别。因为一般来说，主义属指导思想，政策为主义的贯彻实施，在政纲中列“民生政策”或许更为切当。宋教仁在所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便对“民生政策”作了如下解释：“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稍后，他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宣讲国民党政纲时，更明白地将民生政策说成民生主义，称：“国民党之党纲……第四，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他又具体规划了整理财政、开发产业、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等多项贯彻民生主义的政策。因此，将宋教仁贬斥为“二民主义者”，是不符合他的思想、活动的历史实际的。
第六，民国初期，宋教仁只生存了一年多的短暂时间。在这段时间，随着清王朝的结束，革命已处于低潮。尽管袁世凯通过巧取豪夺攫取了政权，“革命尚未成功”，但是，一则袁世凯的攫权和孙中山的让位，都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的协议，再则袁还有“承认共和”与“遵守约法”的许诺，他的专制独裁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在这种情势下，上至同盟会、国民党要人，下至作为革命阶级基础的工商社会团体，都不存在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反对袁世凯的要求。因而才有孙中山、黄兴退出政坛，专力于振兴实业、扩张教育的决定；也因而才有宋教仁大力鼓吹实行“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以限制袁世凯与向袁分权的策略。由此可见，要求宋教仁放弃议会（国会）斗争，而专注和着力于武装反袁，是不切实际的苛求。何况，宋教仁还曾说过：“他（指袁）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革命条件不具备时，利用议会讲坛，揭露政敌，发展自己；待至条件具备，再起来革命，从事武装斗争。这在近代各国革命史上并不少见，怎么能说是“议会迷”呢？
最后，说说关于“宪政”问题。有些人对宪政存在误解，认为它纯粹是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对研究宋教仁心存疑虑，不愿涉足，或不敢对宋教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像共和制一样，宪政属政体范畴，说的是政权组织形式。它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对于封建君主政体来说，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进步意义：民主代替专制；法治代替人治。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这种政体形式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逐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政治成果，越来越多地为现代国家所采用。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因其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所先行‚而回避谈论宪政‚或者在谈论时‚显得不够理直气壮。只是作为政体，它不可避免地受国体（国家政治体制，指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由此决定的国家根本性质）的制约，因而在不同国家，宪政的实施存在着真假、程度的区别。宋教仁致力于民主宪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历史的开端。虽然他的努力失败了，并且悲壮献身，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一个专制独裁、封建传统浓重的国度里，争取民主宪政之路艰难坎坷，它的完全实现尚有待于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他的奋斗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的鲜血也不会白流的。宋教仁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情景是：一方面，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军阀统治当局，直到蒋介石政权，尽管无不厉行专制独裁，但又都不敢公然抛弃而是继续打着民主宪政旗帜，以欺人耳目，从1913—1947年的24年间，先后发布的宪法或宪法草案有7部之多；另方面，则是革命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不断，而且越来越形成规模。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宣布进入“宪政时期”，各民主人士便先后成立了宪政期成会、宪政实施协进会等团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也于1940年2月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并在成立会上发表演说，将宪政宣传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他在演说中说：“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谈及宪政历史时，还对宋教仁有过贡献的《临时约法》作了历史的肯定，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关于宪政和宋教仁从事宪政活动的革命性、民主性，是无庸置疑的。开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历史，不是宋教仁的过错，而应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
来源：红网
作者：刘泱泱
编辑：王小杨
本文为论道湖南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